此外值得注意的是,该剧也尝试着用人物形象触及改革开放年代的独特时代背景,展现人物在大时代下的不同选择。剧中,王宪平是循规蹈矩的转业军人,杨大山则是灵活变通的流氓混混,这两种形象可以说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代表,俩人的矛盾实际上是一个贯穿该剧始终的隐喻。不过,影片并没有展现出太多改革年代跌宕起伏的一面,反而显得十分温和与柔软。例如,剧中的“小叔”王宪安作为循规蹈矩年代里的异数,早年便闯荡深圳、探索个体经济,堪称时代的弄潮儿。但在经历了多次挫折后,他最后选择回归家庭,开起了炸鸡店,过上了安稳的余生。在《我们的日子》里,面对理想与现实的抵牾,家庭是最终的归途。他指出,“最大的变化是环境变化,全球化蓬勃向上、欣欣向荣的时期大家都想向外拓展、向外融合,实现全球的一体化。但当下受到疫情和战争等方面的影响,大的环境是重塑新的正义文化和利益联盟化,分割或者说差异成为当下的关键词。这种变化对于跨文化传播,特别是电影跨文化传播和制作带来非常大的影响,不仅仅是电影的发行或者放映的问题,反过来对于创作、生产产生了强大的制约。”同时,万传法还提到,“这几年中国电影制作人其实已经采取了一个新的方针策略,就是‘向内跨’,这是非常大的变化。”
Copyright (c) 2018-2023